中文和汉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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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和汉语的区别

中国的语言文字叫汉语,也叫中文。在国外,大部分人学习普通话Mandarin,,而且强调是简化汉字版的教材simplified Chinese,用以区别于台湾和香港地区使用的繁体字教材Traditional Chinese。也有小部分人学广东话,因为很多中国的公司需要讲广东话的人(旅行社、餐馆、律师事务所、翻译公司等)。那么,中文和汉语是意义对等的词吗?答案是No。且看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以下文字都节选自网络文章,有感兴趣的自己去考证)

“汉语”与”中文”的区别

“汉语”是“中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汉语”是汉族语言的简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除汉语以外,尚有满、蒙、藏、朝鲜、维吾尔等兄弟民族语言,通常说的汉语,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包括使用汉语地区的方言。由于汉族人数众多,使用汉语的地区广阔,汉族文化历史久远,汉语自然成为我国的主要语种,也是历代的官方语言。

“中文”是中国语言的简称,它与“汉语”的区别严格来说,汉语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中文”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问题。

“普通话”名称的由来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 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 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一个新名,叫“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久,就有人反对。1931 年,瞿秋白曾反对“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成了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 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或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听作“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5 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甘(“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1989 年3 月15 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 “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人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 年5 月22 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2 月19 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 时齐兵”误所为“10 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统。春秋旧中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 “雅言”。《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著《方言》,记录了2000 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 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广全国,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音作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怀麓堂诗话》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 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作基础来确定。1926 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 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说用典故
典故,古人也称故典,或称古事、故事、故实、古典、典实、旧典、往典等等。在诗文中运用典故,古书上也有不同的名称,一般称为用事,也有称为引事、隶事、使事、运典等的,我们今天一般就称用典了。
“事典”与“语典” 什么是典故呢?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由古代故事构成的典故,称为“事典”;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构成的典故,就称为“语典”。
事典所用的古代故事中,最大量的是历史故事。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几句,就是连用苏琥不失节而还汉;黄公(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避秦入商雒山中;穆生因楚王戊忘设醴酒而离去;邹阳狱中上书以自明四个历史故事(均见《汉书》),借以表明李白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是出于对唐王朝的忠心,他决不跟随李璘谋叛,因而他被流放夜郎完全是冤案。
事典也有用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小说、戏曲等故事的,如李白《把酒问月》诗:“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用的是神话故事。韩愈《感春四首》之四:“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霜白趋埃尘。”就用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汪元量《钱塘歌》:“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用的是杜甫《杜鹃》诗:“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语典所用的是古书中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如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论语·为政》)。后代因称十五岁为“志学之年”,三十岁为“而立之年”,四十岁为“不惑之年”,五十岁为“知命之年”,六十岁为“耳顺之年”,七十岁为“从心之年”。这里所取的是有特殊意义的词语。这种情况,在语典中是随处可见的。此外,也有取专有名词的,包括人名、地名、宫殿名、篇名、典制名、官职名等等。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轮台”为地名,在新疆,汉朝曾在那儿驻兵屯田。陆游诗中代指南宋边疆。
词典也有取格言、警语、俗语、诗文句的,如杜甫《哭王彭州抢》诗: “翠石俄双表,寒松竟后调。”用《伦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无论事典或语典,特别是事典,同是一个典源,在不同的诗文中,可用许多不同的词语来概括。如《韩非子·和氏》篇讲和氏献璧的故事,后人作典故使用时用词可谓千变万化。因和氏所献的是未理的璞,经加工后才成为璧,璧也就是玉,成为著名的宝物。因之在诗文中使用时可用“和璞”、“和璧”、“和玉”、“和宝”。又因和氏姓卞,就可用“卞”代“和”,成了“卞璞”、“卞璧”、“卞玉”、“卞宝”。因和氏为楚人,又可用“楚璞”、“楚璧”、“楚玉”、“楚宝”。楚又称荆,也就可称“荆璞”、“荆璧”、“荆玉”、“荆宝”。又因璧得之于楚(荆)山中,故也可称“楚山璞”、“荆山璞”等。或者干脆称为“和氏”等。
事典如此,有些较长的语典也是如此。如曹植《名都篇》有“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后代常用作饮美酒的典故,如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辛弃疾《玉楼春·再和》:“十千一斗饮中仙。”

典故的用法
典故在古诗文中有种种用法,这里只就主要的用法略作介绍。
正用和反用。正用就是取典故的原来意义入诗文;反用则在诗文中反用原典的意义。如上举和氏璧的典故,在使用时往往表现了对和氏不幸遭遇的同情,如李白《鞠歌行》:“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这是正用。但李商隐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中却说:“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说自己反而羡慕卞和被刖去双足,免得继续作一小吏,受到阶前逢迎奔走的耻辱。这是愤激之词。又如“求田问舍”一典,本来是刘备批评许汜在天下大乱时,无忧国志家的救世之心,而只求买田置地,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见《三国志·陈登传》)。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说:“求田间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是正用。而王安石在《读蜀志》中却说:“无人说与刘玄德,问舍求由意最高。”这是反用,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的苦闷与愤激。事典有反用,语典也常见,如王安石《钟山即事》:“茅詹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反用了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意。这种反用,往往在大家熟悉的典故中,语出意表,惊人耳目,受到后人称道。
明用和暗用。明用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典。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就是。暗用则并不点明,不让人感到是用典,当然,熟悉典故的人就能看出来。如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暗用了谢脁《之宣城郡山新林浦向板桥》诗的“天际识归舟”句。又如《长生殿》第三分:“全凭仗金投暮夜,把一身离阱穴。”幕夜投金。显然是指黑夜行贿,但也是暗用了《后汉书·杨震传》的典故。杨震新任东莱太守,“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之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借用。构成借与被借的关系是,被借典故的原意和诗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干,但它们之间也有某一相关的地方。如《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王叔和是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经》。文中用人名代医书。这种借用法,诗文中用得相当普遍,上面说的“借词”也就是“借用”。
化用。指用典时不是直用典故,而是把原典灵活地加以融化、点化。这是为历代称道的一种用典法。这里仅举古诗词曲中常见的化用前人诗句例,如苏轼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常被后点化用来写西湖。诗如聂大年《西湖景十首·雷峰夕阳》:“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词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 曲如薛昂夫《苦雨》:“西湖也怕西施妒,天也为他巧对付。晴,也宜画图, 阴,也宜画图。”
古诗文中还有一句中连用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典故。二典有并列关系的, 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萤窗” 用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雪案”用孙康映雪读书的典故。也有二个以上典故糅合运用的。糅合后,后起来像一个典故,如李商隐《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陈仓碧野鸡”含有二个有关鸡的典故。据《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于陈仓祀鸡神陈宝。又《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诗中把陈仓的陈宝神和益州的金马碧鸡神糅合在一起了。
为什么古人那么爱用典,而且长久不衰?这除了科举考试和言文分离等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好的用典,在抒情达意上,实有助于诗人的表达。

俗话佛源十一例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2000 年来绵延不绝,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无不受其影响。甚至,我们的日常口语,也有许多是从佛教里来的。
天花乱坠由佛经故事“天女散花”衍变而成。“佛告文殊师利,汝诣维摩诘问病时,维摩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以天女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而为供养”(《维摩经》)。后来形容讲经说法,感到神天,天花纷纷坠落。如《心地观经·序品》:“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遍虚空。”后多指言谈虚妄,动听而不切实际。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聚徒一千二千,说法如云如雨,讲得天华(花)乱坠,只成个邪说争竟是非。”
一尘不染尘,在佛教中有二义,一是梵语rajas 的意译,是极微小的物质,也译作“微尘”,是原子的意思。二是梵语visaya 的意译,可译为“境”、“境界”,即感官认识和意识的对象,名为六尘,例如色、声、香、味等等。佛教认为这些“尘”或“境”对认识的主体能产生“染”(污染)的作用。这些对象(尘)的各种组合构成不同的烦恼和世间现象,佛教往往把它们喻为尘劳、尘世等。不为尘世等现象所污染,叫作一尘不染。后多用以形容清净纯洁,或不受坏习气的沾染,引申为清高廉洁。
世界梵语谓路迦驮都,原意为日月照临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亦含有地狱、天上等领域)。又泛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流迁意,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含方位意,指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空间。《楞严经》:“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现在常用时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一丝不挂佛教用来比喻不受尘世的丝毫牵累。原作‘寸丝不挂’。《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与陆亘问答:“陆异日又谓师曰:‘弟子亦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陆云:‘寸丝不挂。’ 师云:‘犹是阶下汉。’”黄庭坚《寄航禅师诗》:“一丝不挂鱼脱渊,万古同归蚁旋磨。后亦形容赤身裸体。
三生有幸三生,佛教旨前生、今生、来生。三生有幸,形容极大的幸运。《传灯录》:“有一省郎,梦至碧严下一老僧前,烟穗极微,云:此是檀越结愿,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明皇明剑南安抚巡官。第二生,宪皇时西蜀书记。第三生,即今生也。”
野孤禅学道而流入邪僻、未司而妄称悟,禅家一概斥之为“野孤禅”。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昔有一老人,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答曰:“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为野孤身。后承百丈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遂脱去野孤身(见《五灯会元》卷三)。原来,佛教的“修因证果,”正是因果律的体现。老人以为修行人可以“不落因果”,恰恰陷入了“邪见”,属于“大妄语”,结果受了“野孤身”之报。又有个瑞岩和尚,整日价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宋·慧开批评他误把“识神”认为“真心”,是“野孤见解”(《无门关》)。后以“野孤禅”泛指歪门邪道。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孤禅,邪魔外道。”
醍醐灌顶“醍醐”是从牛乳中反复提炼而得到的甘美食品。印度人不但视为“世间第一上味”,而且认为它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佛教堂用“醍醐” 比喻“无上法味”(最高教义)、“大涅磐”、“佛性”等。至于“灌顶”,原来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的仪式:取四大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四海”的统治权力。密宗沿用此法,在僧人升任阿阇黎(规范师)时,“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见《大日经疏》卷十五)。后来,诗文中多以“醍醐灌顶”比喻通过智慧、启迪,除却疑虑,从而心地清凉。如白居易《嗟落发》诗:“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又如《西游记》第三十一回:“那沙僧一闻孙悟空三个字,便好似醍醐灌顶,甘露滋心。”
婆心“婆心”即“老婆心”之略,源出禅门。有些禅师诲人不倦,絮絮叨叨,犹如老婆子绕舌,丛林中称为“老婆心”或“老婆禅”。“老婆心切”,动机未必错,而效果未必好。大慧禅师说:“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虽然苦口叮咛,却似树头风过。”(《五灯会元》卷十九)“老婆心”好比葛藤纠缠,不符合禅宗“单刀直入”的宗风。大慧自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大慧语录》)元·耶律楚材《请智公尼禅升堂疏》谓:“本有丈夫志,不学老婆禅。”按,佛名“调御丈夫”,说法如“狮子吼”,正与“婆心”相反。今演为“苦口婆心”,意谓反复叮咛,语重心长,是个褒义词。
当头棒喝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用心即乖。为了打破学人的迷执,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有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临济录》)雪峰禅师曾说:“我在德山棒下,似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圆悟心要》卷三)颇有切肤之痛。“喝”当始于马祖。百丈禅师回忆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黑。” (《景德传灯录》)最善于“喝”的,无过于临济义玄,他有四种“喝”法,门下“棒喝交驰”。“德山棒,临济喝”,留与禅人作模范(《五灯会元》卷十七)。遂成为禅林的风气。后以“当头棒喝”、“当头一棒”泛指警觉迷误。如《镜花缘》第八十四回:“这个笑话虽是斗趣,若教愚而好自用的听了,却是当头一棒,真可猛然唤醒。”
实际在佛教中,“实际”一词与法性、真知、实相、法界、涅磐等含义基本相同,指唯一绝对,常住不变的本体。“实际”无所不容,无处不在,一切现象都是“实际”的显现,故亦名“实际海”。《大理度论》卷三二谓: “实际者,如先说,法性名为实,入处名为际。”隋·慧远《大乘义章》卷一解释:“实际者,理体不虚,目之为实;实之畔齐,故称为际。”“际” 犹边际,在“实际”中指特定的范畴而言,用法与“法界”之“界”相同,北魏《中岳嵩阳寺碑》云:“化息双林,终归实际。”此处“实际”当指“涅磐”。“实际”演变为今天的常用词,有两层意义。一、指事实,即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如不切实际,又如从实际出发。二、指实践,如理论联系实际。
无事不登三宝殿所谓“三宝殿”,是指佛教的三个(佛、法、僧)活动场所。“佛”是指佛教信徒“大众登场蒇事”的地方,不准随便登门游览; “法”是佛家“珍藏经典”之所,也不能擅自进去“玩视”;“僧”是指和尚“燕息”(睡觉)的“寂静禅房”,门外更是经常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平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出于此。
此外还有“不可思议”(指思维和言语都不能达到一种境界)、“单刀直入”(指佛法学习时,认定目标勇猛前进)、“不即不离”、“心心相印”、“现身说法”、“因果报应”、“盲人摸象”、“衣钵”、“一弹指”、“回光返照”等,这些佛家语丰富和发展了汉语,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俗语扫瞄
俗语,作为一种口头流传的、形象的、定型的语句,是人民群众的口碑,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几乎人类社会文明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它摄取的“镜头”,或赞扬,或批评,或进谏,无不出自肺腑。俗语在历史上名称繁多,如称俗言、俚语、俗谚、古谚、谚语、鄙俚词、恒言、常语等。俗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谚语、俚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俗语这一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寓意型,如:“人心不足蛇吞象”、“拆东墙,补西壁”、“睁着眼睛说瞎话”;二、说明型,如:“十个指头有长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兵糊涂一个,将糊涂一群”;三、形容型,如:“一个针尖,一个麦芒”、“蚂蚁啃骨头”、“宰相肚里好撑船”等。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的。
俗语与格言、歇后语、常用语、惯用语以至方言土语、标语、口号之间,存在互相转化、借用的现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句式自由,可长可短,没有固定格式。但俗语顾名思义更加通俗,较少文气,因而更灵活、通行,更具风趣幽默和俏皮,也更擅于描摹世态风情。像“打肿脸充胖子”,“猪八戒打一耙”,“偷鸡不着蚀把米”,这种把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俗语,诙谐有趣,也增加了表达的表现力量。
俗语虽在社交场合和文学作品中却随处可见,被大量运用。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被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中,顿觉风采、典雅起来;“借酒消愁”入了李白的诗,成为“举杯消愁愁更愁”,内涵更丰富了。也有相反的情况,古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流入民间成为俗语,如:“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均载于先秦诸书,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这句意境优美的诗,现在则被当作鞭挞一种不合理现象的俗语而流传了。
有的俗语,因使用场合不同和语气的变换,褒贬意思完全两样,有的则因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作用大不相同了。比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既可作为寄予希望之词,也可喻为没有长劲。又比如说某某“人老心不老”,可解释为此人老当益壮、老骥伏枥;换一种场合和语气,会看作此人不识时务,这大把年纪还事事占强。而“吃不了,兜着走”,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挖苦人、嘲弄人的俗语,可是某餐馆为了杜绝浪费现象,动员顾客将未动过的美肴带走,并给顾客备有简便卫生的包装袋,这一倡议顿时受到欢迎。于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句俗话一下由“贬”变“褒”,生成出新的涵意。在重农轻商的时代,“万事农为本”这句话语很吃香,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人们又实践中总结出“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技术不富”这样带有经验性的话。近几年不断出现新的俗语,如一阵风刮来,不胫而走,虽不知从哪儿开始产生,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请看俗语中对种种不正之风的无情揭露: “上梁不正下梁歪”;“吃人的口短,拿人的手软”;“上班一杯茶,下班抱娃娃,心怀小九九,嘴里喊四化”;“酒杯捏扁了,筷子嗍短了,椅子坐散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午后,吃了中饭车马炮”;“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喝混日子”;“盯的是票子,谋的是房子,保的是位子,为的是孩子”; “点上稀客,面上游客,桌上常客,灯下扑克”;“孩子孩子你快快长,趁着爸爸当着长,要是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党委书记讲理想,厂长经理包和奖。搞生产靠阿乡(民工),正式工人白相相(玩)”;“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抽支烟不管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不办事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品权力化,权力商品化,国家一化也不化”;“想致富,掘坟墓。要发财,使劲挖。深挖洞,广收货。工农知学千,全民玩破烂,你挖我倒他出境,‘生产自救’ 有门路”..何等分明的爱憎,何等犀利的言词。
此外还有一些俗语令人深思,如“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打死也不去街道”;“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上有政策,下对策”;“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三盯着钱,老四上街喊..老九上了天”;“50 年代人爱人,60 年代人帮人,70 年代人整人,80 年代各人顾各人”;“小伙姑娘找对象,美国、日本再西洋,老夫少妻新潮流,到了国外包福享”。

吉语寓意趣谈
吉语是我国成语词中的一部分,民间称其为“讨口彩”、“讨吉利”。它语句通俗,内容含蓄,形式独特,易懂好记。
吉语在人们衣、食、住、行诸方面得到大量应用。在民间剪纸、年画、蓝印花布、民族服饰等工艺品上,都以吉语为主题,通过描绘各种物象来表达吉语寓意。如以蝙蝠、带鸟、如意、灵芝组成的吉语称为“福寿如意”;把寿字写成圆形的篆书,五只蝙蝠围绕四周的吉语视为“五福(蝠)拜寿”;以爵、鹿、蜜蜂、猴子组成的吉语称为“禄爵封侯”;以一龙一凤组成的吉语叫“龙凤呈祥”;以二鱼组成的吉语叫“年年有余”。
吉语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未来前途的追求。孩子出世后,有“岁岁平安”、“长命百岁”等吉语。孩子长大后,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有“望子成龙”、“富贵长春”等吉语。吉语在民间婚俗中也很普遍。过去姑娘订婚时,赠给情人的荷包汗巾上,绣有“凤串牡丹”的吉祥图案,以表示爱情的专注。结婚时,姑娘怀抱瓶子上花轿,寓意“怀抱平安”;瓶中盛着美酒,与丈夫同饮交心酒,寓意“夫妻长(尝)久(酒)”。在结婚典礼上,新娘要换上由玉兰、海棠、芙蓉、桂花组成的绣花鞋,寓意家中“玉堂富贵”。新婚在蜜月中,新娘要换上由梅花、玉兰、青竹、菊花组成的绣花鞋,以此祝愿夫妻“百年和合”。新房是吉语最集中的地方,门上贴的,墙上挂的,都有着与婚姻美满有关的、憧憬未来的、各式吉语寓意图,甚至在新娘的被窝里也放有红枣、花生、粮果、莲心,寓意“生活甜蜜”、“早生贵子”。
吉语不仅服务于生者,还服务于死者。出土文物的金箔钱上,就刻有“往升仙界”、“花开见佛”等古语。
吉语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应用,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流传下来,并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如“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步步高升”、“旗开得胜”等。有些吉语本来已消失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现了,如“生财致富”、“恭喜发财”、“金玉满堂”等。

比比谚语和成语
谚语和成语关系很密切。有的成语是从谚语里截取的,如“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擒贼擒王——射人先射马、擒贼擒王”;有的成语是把谚语加以压缩而成的,如“不郎不秀——郎不郎秀不秀”,“吠形吠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有的谚语是把成语加以扩展而成的,如“鲁班门前掉大斧——班门弄斧”,“一心不能二用——心无二用”。意义相同相近的谚语和成语,连接起来简直是歇后语,如“现钟不打打铸钟——舍近求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作自受”。
谚语和成语的意义很特殊,都是社会共同约定的,不能望文生义,自作主张。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多比喻仅一个人打闹不起来,而“孤掌难鸣” 只比喻仅一个人办不成事情;“排难解纷”、“排忧解难”里的“难”是危急的意思(读nàn),“解”是消除的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里的“长”是增加的意思(读zhàng),“志气”是胆量的意思。
有趣的成语之最
最长的寿命:万寿无疆。
最昂贵的稿费:一字千金。
最吝啬的人:一毛不拔。
最绝望的前途:山穷水尽。
最艰难的争辩:理屈词穷。
最高的巨人:顶天立地。
最快的流水:一泻千里。
最难做的饭:无米之炊。
最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
最荒凉的地方:不毛之地。
最有学问的人:博古通今。
最悬殊的区别:天渊之别。
最长的脚:一步登天。
最反常的气候:晴天霹雳。
最快的速度:风驰电掣。
最宽阔的胸怀:虚怀若谷。
冲得最高的气:气冲霄汉。

熟语·格言·警句
熟语,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
格言,亦称箴言,即含有教育、劝诫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内容积极健康,观点正确鲜明的格言,往往能使人警省、令人感奋,催人向上。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时间就是生命”,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等等,无不如此。
警句,常指诗文中句言简炼,语意新颖,涵义深刻警策动人的句子,有时也称格言。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崖若比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歌德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等流传千古的警句,同样给人以启迪和激励。
谦语雅语种种
请人原谅说“包涵”求人帮忙说“劳驾”向人提问说“请教”得人惠助说“借光”无暇陪同说“失陪”归还物品说“奉还”需要考虑说“斟酌”请人勿送说“留步”对方到场说“光临”未及迎接说“失迎”请人接受说“笑纳”祝人健康说“保重”接受好意说“领情”
“笔”之种种补记
开始写作叫“动笔”,提笔撰文和作画叫“命笔”,轻松自如的文字叫“逸笔”,写作过程的中断叫“辍笔”,文章臃肿的文字叫“赘笔”,个人亲自动手写叫“亲笔”,对上写信的廉称叫“谨笔”,本人口授他人写叫“代笔”,对下写信的谦称叫“草笔”,文章的韵味风格叫“文笔”,皇帝书写的文字叫“御笔”,在前段文章中为后段文章埋伏的线索叫“伏笔”,读后感写的文字叫“随笔”,与题旨无关的话叫“闲笔”,结束后补充文字的叫“余笔”,细致的文字绘画叫“工笔”,请人书画的稿酬叫“润笔”,无聊庸俗的文字叫“歪笔”,动手拟订集体名义的文稿叫“执笔”,文章写得好的地方叫“妙笔”,练习性的写作叫“练笔”,愉快地作文或作画叫“欣然命笔”,好的文章或语句叫“成功之笔”。

中国文字的两个源头
中国文字的第一个源头是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的距今7350 至7800 年前的彩绘符号。它们后来发展成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乐都柳湾、清江吴城、宜昌杨家湾等地出土的大批刻画符号。尽管许多学者不承认它们的文字性质,说成是“随意刻画的记事符号”、或“八卦数符”,但不少彝族学者反复指出它们与现存古彝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许多刻画符号均能用古彝文释读。
中国文字的第二个源头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地出土的距今5500 至6300 年前的彩绘与刻画的象形符号。它们虽比大地湾刻画符号晚了约2000 年左右,但从字形结构来看,已具有偏旁部首之类组合形式,而在使用方法、使用场合、刻画部位、刻画对象等方面,表明它们也是一种记录丧葬祭祀巫术法器咒语的成熟文字,只是以象形为特征而已。它们之前似乎还有一个漫长的草创阶段,估计也需2000 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它们的萌芽可能在距今8000 年前左右。这种以象形为特征的音节文字,后来可能随原始居民的迁徙,一部分去美洲演变成玛雅象形文字,一部分溯长江而上入四川演变成巴蜀图符。而留在大汶口地区的原始居民可能融合到中原地区,其文字被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先民所吸收,演变成后来的殷墟汉甲骨文,时间当在距今7500 年前左右。因为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7500 至8500 年前的三块刻符龟甲和一件有锲刻符号的柄形饰,上面的“曰”、“目”二字,和殷墟汉甲骨文完全一样。
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不仅开了中国文字史上的龟灵崇拜卜甲刻辞之先河,而且也是汉甲骨文之原胚。它简化了大汶口遗址刻画象形文字,采用了大地湾遗址刻画文字草线刻画书写方法,又保留了象形基本形式,并吸收了大地湾遗地刻画文字的表音技巧。自贾湖遗址至殷墟汉甲骨文经历了漫长岁月,反复吸收西边的刻画文字,并交叉组合成十几万个汉字。

筵席上谈文字学
苏州人李璋,性聪明而好嬉谑,一日,应某富翁之约赴宴。此翁虽富而吝啬。席上,李璋恰巧坐在主人身旁。菜肴摆上筵席时,李璋发现主人面前的煎鲑鱼特别肥大,他向主人说:“我与主人都是苏州人,常见人写“苏” 字不大一样,不晓得“蘇”字的“鱼”究竟应在右边,还是应在左边?”主人答道:“古人作字,不拘一格,‘鱼’左左右右,移动一下,都可以的。” 李璋马上把主人面前的那盆煎鲑鱼拿在手里,向众客道:‘谨领主人教。今日左边的鱼,就移动一个,放在右边如何?”说罢,他把鲑鱼推向众人,说:“请!”(按繁体字“蘇”,也可作稣。)
令人啼笑皆非的日本汉字
日本的汉字虽然来自中国,但日本人使用汉字却是十分有趣的,许多字词往往不能按中国汉字的意义去理解,有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意思。
进屋要先脱“裤子” 有人要去日本时,朋友劝他小心:“日本人在进屋子时都要人脱‘裤子’的。”后来才知道,“裤子”其实是“靴”的发音,意即进门要先脱鞋。
“丈夫”是指健康、强壮日本女人称自己的丈夫叫“主人”,太太则叫做“女房”。某君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偕同妻子立刻去拜访保证人田中先生。接了门铃,前来应门的是田中太太,她引导客人进入客房。“这是

我的‘主人’”,临别时,田中太太写了个“丈夫的身体”等字,客人揣摩了好半天,以为是她要交代什么“秘术”,后来才知道又会错了意,原来日本人称丈夫为“主人”,而真正的“丈夫”则是指“健康、强壮”的意思。
“娘”的意思是女儿某人写信给一个日本朋友,在封笔时特请他代为问候他“娘”好。没想到,这个朋友回信说,他的“娘”目前正在大学专攻西班牙语,将来打算出国深造云云。令人不解,赶紧拿日语字典一查,原来“娘”是女儿的意思,要问候他的母亲,却问候到了他的女儿去了。这儿不是“公厕” 旅行中急着到处找厕所,远远看到一幢民宅门上挂着“御手洗”的牌子,一群留学生要解手,就急急忙忙地要闯将进去,没想到被里面的人骂了出来:“这儿不是公共厕所!”这时,日本导游跑了过来说,这家人姓“御手洗”,这是他们的家不是公厕,把这群“老外”学生笑得一个个仰不起头。日本人的名字千奇百怪,像“御手洗”也只是其中之一小怪。
人名闹出的笑话有些稍有中国文学修养的日本人,特别喜欢用中国式的名字来表示他们的学识根基。例如日本现在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对中国《史记》入谜,就取名为“司马迁太郎。”
但是也有些日本人在附庸风雅时,闹出了笑话。有一个专门教人跳日本传统歌舞的道场,主持人取了个自认为风流倜傥的艺名“花柳三郎”挂在大门口,让人每一次经过这儿时,都要为这位花柳先生大笑三声。让人搞不清的字眼日本的汉字里还有无数让人搞不清楚的字眼,例如“邪魔(打扰的意思)”、“迷惑(添麻烦)”、“水臭(见外)”、“立腹(生气)”、“钱汤(澡堂)”、“辛抱(忍耐)”、“素乱(潇洒)”,能说你来自汉字文化的国家,你就看得懂日本的汉字吗?不信,我再出个交通标语考考你:“油断一时,怪我一生。”“油断”指不留意,“怪我”是受伤之意,整个意思是“一时的不注意,会带来终生的遗憾”。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
利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只需记住“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四句口诀,便可简捷地翻到所查的字。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福建长乐县人高梦旦,早就觉得《康熙字典》检查不便,思创新法。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他只按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214 部,就相近者并为80 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他自认此法不不完善,故未公之于世,继续研究。“五四”运动后,一个叫王云五的人进入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见其思维缜密,便把自己的研究草稿交给他整理,支持和赞助他深入研究下去。王云五在高梦旦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再探索,终于在1926 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因此。可以这么说,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奠基人是高梦旦,集其成者是王云五。
说来有趣,高梦旦当年的创造得力于林语堂创造的一种首笔检字法的启发,而王云五的发明,又受到了林则徐的人名簿索检法的启发。据记载,林则徐为批阅公牍的方便,曾创订四册人名簿,题名《千古江山》,凡姓字第一画是撇的,则人“千”字簿;第一画是横的,则入“古”字簿;第一画是点的,则入“江”字簿;第一画是竖的,则入“山”宇薄,查阅十分方便。林氏的这种检字法,与比他后出的“上下左右部居法”和“首笔法”很相似,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则主要是在林则徐的人名簿索检法的启示下,根据“上下左右部居法”和“首笔法”研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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